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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揚:如果種子不死
相城區委組織部 黨建網  瀏覽 次  發布日期:2019/09/17

鐘揚(19642017)湖南邵陽人,199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前系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組部第六、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長期從事植物學、生物信息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2017925日,鐘揚在赴內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學院為民族地區干部講課的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年僅53歲。2018329日,中宣部追授鐘揚“時代楷模”稱號;20186月,獲得“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20192月,獲得“感動中國2018年度人物”榮譽。 

  有一個人的生命,記錄著前人未及的巔峰——

  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北坡,他帶領團隊采到高山雪蓮,攀登到中國植物學家采樣的最高高度;

  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他的團隊找到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并將成果無償提供給全球科研機構;

  他帶領團隊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植物種子的歷史空白。

  有一個人的科研,十幾年前就已做到國內頂尖——

  1996年,他根據自身研究成果,建立了基于分類本體論思想的生物學交互分類信息系統,引起國際學界廣泛關注;

  2001年,他參與編寫《簡明生物信息學》,在當時被譽為國內生物信息學前沿著作,至今仍被用作高校生物學教材;

  他主持編寫《基因計算》等3部科普著作、《大流感》等6部科普譯著,為科普教育事業作出卓著貢獻。

  2017925日,著名植物學家、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鐘揚教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車禍,5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鐘揚說過的話猶在耳邊,但在嚴寒雪原上穿行的學生們,卻再也得不到他的無私庇護。

  為什么他幾乎每天工作近20小時,16年如一日投身援藏,17年如一日參與科普,為科研教育事業奮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為什么他的心跳已到每分鐘44下的臨界值,卻依然選擇邁著不靈活的雙腿,在高原上艱難行走,攀爬著基礎科研的高峰?

  為什么他在突發腦溢血后剛剛蘇醒之時,就口述下一封給黨組織的信,立下“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的誓言?

  讓我們走進復旦校園,走進雪域高山,走近這位植物學家艱辛跋涉而無限精彩的一生。

  跋涉者 

  “只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青藏高原,烈日暴雨交替侵襲,稀薄的空氣睥睨著每一位野外工作者。然而,在無數不知名的雪山上,成千上萬的植物都見過這樣一個身影——

  四五十度的陡坡,一個八九十公斤重的人在艱難攀爬,臉龐被曬得發紫,牛仔褲和格子襯衫上濺滿泥漿。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每走一步都好似要用盡全身力氣,可他走在一群年輕人前面,從不喊停,從不減速。

  這就是每年平均150天在世界屋脊漫山荒林之間穿行的鐘揚。

  2001年,鐘揚第一次進藏。有的人不理解:一個上海學者,為何要跑到西藏搞科研?

  從上海到西藏,5000公里的距離在地圖上也就一拃長,但在鐘揚看來,卻是從種質資源洼地到富礦的“穿越”。

  青藏高原是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有將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占中國高等植物物種的18%。然而這么多的物種,卻從來沒有人進行過徹底盤點。從一個植物學家的角度來看,青藏高原是一片富礦,也是一片空白。

  鐘揚經常跟人說:“假設西藏有一種應對癌癥的植物一百多年后沒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采集過5000粒種子,并且把那5000粒種子放在了一個罐子里。后人拿出來種,即使只有500粒能活、50粒能結種子,這個植物不就恢復了嗎?”

  一種基因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一顆種子可以改變一個民族的未來。帶著填補歷史空白的想法,鐘揚一腳踏入青藏高原這片“生命禁區”,一走就是16年。

  2014年,國慶節前夜,西藏大學。

  “明天咱們去堆龍德慶,采擬南芥!”鐘揚忙完一天的工作,籌劃著第二天的“探險”。

  堆龍德慶,藏語意為“上谷極樂之地”,然而,鐘揚此行面臨的卻是4600多米海拔的高原峭壁。

  擬南芥,20世紀50年代曾被編入植物志。然而,在基因技術應用之后,由于沒有人在青藏高原采到過它的樣品和種子,無法對其進行基因組測序和深入分析。誰一旦找到這種植物,就掌握了逆境生物學研究的新材料,也就能再現高原植物的起源進化過程。

  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博士生劉天猛至今無法忘記鐘老師帶領他們尋找野生擬南芥的情景:“鐘老師大口喘著氣帶著我們往山上爬,一邊爬,一邊還不忘向我們介紹采集植物的知識,從來沒見他歇息過。”“他就是要帶著我們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無數個這樣平凡的日子,拼湊成鐘揚在世界屋脊上艱辛跋涉的日日夜夜。

  在鐘揚心目中,有這樣一個“小目標”:每一份種子樣本,要收集5000顆種子。

  按照采集標準,要集齊這5000顆種子,是不能在一個地方收集了事的,必須再換一個直線距離50公里以外的地方采集。

  西藏大學理學院拉瓊教授算了一筆賬:集齊一份種子樣本的5000顆種子,大概要跑5001000公里。一天800公里,星夜兼程,已是極限。

  陡坡直上直下,鐘揚在跋涉。不管多遠多危險、高原反應多嚴重,只要對研究有幫助,他就會帶領學生,在林芝、日喀則、那曲和阿里等地區采集野生植物標本和DNA樣品,一顆一顆地采、一個一個地做。

  月亮彎了又圓,鐘揚的燈火不息。16年來,他帶領學生初步摸清了西藏生物資源的分布特點,西藏植物研究的空白一點一點被填補,多個物種的遺傳多樣性、保護生物學、譜系地理等領域研究也越來越深入……

  痛風發作了怎么辦?撿根樹枝就是拐杖。鐘揚不愿坐在車上等,他怕學生們上山不安全。

  野外采樣開夜車事故頻發怎么辦?得防止司機睡著。鐘揚的身子挺不住,可他硬是坐在副駕駛座上一邊喘著粗氣,一邊和司機長夜聊天,讓學生們在后座安心睡覺……

  無法想象的苦,卻總有更驚人的毅力去克服。

  無數個野外的清晨,鐘揚嘴唇凍得發紫,還要忍著身體不適給學生們做早飯,“你們年輕,要多睡會兒”;早晨6點出門采集種子,到了晚飯時間還沒吃上飯,最后只見鐘揚帶頭從地里刨開土,抓起混著泥巴的蘿卜往嘴里塞,一邊嚼一邊說:“純天然的東西,好吃。”

  …………

  那是一份持續了16年的愛。劉天猛說,平常人可能很難想象鐘老師為什么這么熱愛采樣,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熱愛都可能不會持續那么久。

  太熾熱的愛,往往伴隨著更刻骨銘心的痛。

  鐘揚不是不知道高原反應的厲害。西藏種質資源庫主任扎西次仁說:“鐘老師當時到了藏大,什么都沒說,就是帶著我們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壓高,身材又胖,剛到西藏時高原反應特別厲害,頭暈、惡心、無力、腹瀉,但他從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門,為了把包里的空間盡量省下來裝采樣,他就只帶兩個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礦泉水,幾乎天天如此。”

  兩個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礦泉水,就是這簡陋的“老三樣”伴隨了鐘揚16年的跋涉。

  追夢者 

  “我連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不知為什么,我的右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夾菜的右手只握住了一根筷子,而另一根筷子卻掉在了地上。”

  “我開始感受到身體內密密流淌的鮮血……”

  201552日晚,51歲生日這天,一向精神百倍的鐘揚倒下了,在意識模糊的瞬間,世界在周身無止境地旋轉,他被緊急送往上海長海醫院。

  時鐘回撥到2001年,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大學。

  彼時,鐘揚自主來到西藏做植物學科研,卻發現西藏大學植物學專業的“三個沒有”:沒有教授、老師沒有博士學位、申請課題沒有基礎。

  西藏大學的老師們也并不看好鐘揚:他一個從上海來的養尊處優的教授,能讓西藏大學的科研改頭換面?

  但萬萬沒想到的是,鐘揚跟他們想的“不一樣”,他堅守下來,扎根高原,這一堅守就是整整16年。

  在復旦大學,鐘揚除了擔負生命科學學院的授課任務之外,還要負責研究生院的管理工作。研究生院辦公室的老師說,用“車水馬龍”來形容鐘老師的辦公室一點不為過:“從早到晚,不停有老師和學生找他,我們只好規定時限,15分鐘,就連他的兩個孩子有時候都是來辦公室才能見到他。這還不算研究生院大量的管理工作需要他來組織安排。”

  人們發現,鐘揚是個“狂人”:就是在這樣本身已經很不夠用的24小時里,他硬是給自己安排出另外一份24小時的日程表——

  2130,從上海飛往成都,住機場附近;第二天清晨600飛赴拉薩,直奔野外采樣;結束后,17001945,審閱論文;20002200,為西藏大學理學院本科生答疑解惑;2245至次日凌晨400,與青年學者討論科考和論文;700,從西藏大學出發,再次奔赴野外……

  高原的夜,鐘揚往往睡不到四個小時。

  要知道,即便是西藏當地人,由于高原缺氧,睡得不熟、半夜易醒,往往還要睡夠八九個小時才有精神起來工作,可鐘揚卻說:“我在上海睡兩個小時,在這里睡四個小時,已經很奢侈了……”

  與此同時,鐘揚的身體正在一次又一次發出預警。

  201552日夜,上海長海醫院的診斷結果出來了:腦溢血。

  當天陪夜的學生徐翌欽被半夜三點鐘的手機鈴聲驚醒了。

  “誰這個時候打電話?”

  找到鐘老師的手機,才發現原來是鬧鐘。

  第二天問鐘老師時,他的回答讓徐翌欽愣住了:“這是用來提醒我睡覺的鬧鐘啊。”

  徐翌欽好像突然明白了,鐘老師肩上的一副擔子,有著他想象不到的重量;他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堅持工作20個小時,在這20個小時內,他為了節省時間,用五分鐘解決一盒盒飯,抓緊開會間隙的時間打個盹兒,他用自己的“負重前行”換來了無數個“第一”——

  他指導西藏大學申請到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第一個植物學碩士點、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幫助西藏大學培養出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一流學科名單,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鐘揚的堅守,遠比我們想象得要難得多、苦得多。

  搶救后的第三天,鐘揚還沒有度過危險期,仍舊在重癥監護室觀察,可他滿腦子全是工作。正好學生趙佳媛來看他,他就讓她打開電腦,口述寫下他對援藏的思考交給黨組織。他提出關于建設西藏生態安全屏障的建議,認為“建立高端人才隊伍極端重要”。

  2015515日下午,鐘揚出院,重新投入工作,而此時半身不遂的他甚至連午餐盒都打不開。他的身體已極度虛弱:長期的高原生活、過高的工作強度、嚴重不足的睡眠,使鐘揚出現心臟肥大、血管脆弱等種種癥狀,每分鐘心跳只有40多下。

  醫生對鐘揚下了三個禁令:不再喝酒、不坐飛機、緩去西藏。

  沒想到,才過一年,鐘揚就不顧醫生告誡,再次踏上高原:“我連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20166月,拉瓊在西藏大學又見到了鐘揚。

  拉瓊眼前站著的,是一位虛弱的人。在烈日的暴曬下,鐘揚眉頭緊鎖、吃力喘息、走路不快,身上穿的還是29元錢在地攤買的那條牛仔褲。

  拉瓊本來要問:“鐘老師,你不要命了?”可話到嘴邊,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拉瓊突然覺得,眼前站著的這個人是一名戰士,一名與雪域高原的惡劣環境、與自己的余生戰斗的戰士!

  鐘揚這一次來,還是為了西藏大學生態學學科建設之事。“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有些事情還得繼續推動。”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南蓬副教授了解鐘揚:“他腦溢血后,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是后來,他不僅沒有放慢,反而還加快了。他說他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他十年,讓他把西藏的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

  拉瓊說,鐘老師是用生命在援藏:“鐘老師就是陷進青藏高原里面去了。他身上的科學家氣質,一是胸懷廣闊、忠于黨和人民;二是結合國家重大需求做科研,絕不只是自己的興趣愛好。”

  燃燈者 

  “一名黨員,要敢于成為先鋒者,也要甘于成為奉獻者” 

  “我是一個在紅旗下長大、受黨教育培養多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學生時代,我就向往加入中國共產黨。今天,我對中國共產黨更加堅定不移。我愿為黨工作,為革命事業奮斗終生。”

  20多年前,鐘揚在入黨志愿書上寫下這樣的志愿,這個莊嚴承諾從此伴隨他一生。

  2017929日,最后送別的日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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